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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首樂生院的歷史文化意義 (三)

家住台北的竹科工程師胡先生也表示,捷運早日通車對大家都方便,讓民眾不必再忍受塞車之苦,「不太清楚那群學生極力反對樂生拆遷的理由」。 另一名上班族楊先生說,並不瞭解學生團體為何爭取樂生療養院保留,「是不是政府與院民的安置條件沒有談妥」?他認為,既然捷運機廠要蓋在樂生院區,「政府再找塊地重蓋療養院房舍,與院民談好條件、讓他們搬進去住就行,為什麼要每天陳情、抗爭」? 下跪陳情、拉布條抗議,這些畫面屢見不鮮,過去政府拆除違建時,許多民眾透過相同模式捍衛自身權益。楊先生說,可以想見,當政府執行拆除樂生療養院那一天,「有多少人會以肉身擋在挖土機前」。 同樣的抗爭模式,樂生保存運動背後,卻有著大不相同的故事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副教授范燕秋接受中央社訪問時指出,捍衛樂生療養院,不僅是捍衛院民「住」的需求而已,也同時能保存一段加諸於弱勢病患身上的「痛苦歷史」,作為人們反省「疾病人權」的最佳空間。 漢生病(俗稱痲瘋病,又稱癩病)患者背負了數千年的歷史原罪,長期忍受著被社會隔離、放逐的命運,直到今天仍未昭雪。聖經中將「大痲瘋」視為「不潔、有罪」的疾病,患者必須隔離或被驅逐。 范燕秋說,現代台灣社會,老一輩的人仍對癩病患者存有偏見。西方人對癩病附加了可怕的負面形象,因而排斥、恐懼癩病患者,而日本治台時,仿效西方先進國家公共衛生制度,建立樂生療養院。1930年起,將癩病患者強制隔離在僻靜的鄉間,經過數十年光陰,樂生院民似乎被世人遺忘,鮮少被提起。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社會,在交通建設與文化保留的拉鋸戰上,日治時代政府強制隔離癩病患者的樂生療養院,成為社會話題之一,但大多數台灣民眾關心的,卻不是樂生療養院存在的價值,而是「這些人究竟要鬧到什麼時候」以及「捷運新莊線到底何時才會通車」? 范燕秋說,民眾對樂生運動的誤解,是因為不瞭解樂生療養院的時代背景、公權力強迫隔離漢生病患的加害歷史,以及政府與部分民代片面「宣傳」所造成的誤解,「實際上,樂生保留與捷運工程可以並存」,如果政府點頭,也不會有一次又一次的抗爭場面。 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、中正大學傳播研究所副教授羅世宏也表示,,絕大多數台灣民眾,都不太瞭解「樂生運動」的真正意涵,而媒體本應成為社會對話的平台,在這次「樂生事件」中,卻置身事外,瑣碎的報導讓社會大眾摸不著頭緒,也無法瞭解抗爭事件的真相。 羅世宏分析,民間團體爭取樂生保存,原本不必成為警民衝突的場面,但由於媒體對樂生事件的報導量不夠,或記者本身對樂生療養院的瞭解有限,處理新聞報導時,就只著重在強烈衝突與激情場面,忽略了事件本身所需深入探討的內涵。 然而,樂生療養院到底承載了什麼樣的歷史與文化意涵?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劉可強說,樂生療養院是台灣唯一的癩病療養院,依照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的「隔離政策」而設計,此種空間布局世界少見,不但是日據時代留下來唯一與醫療史有關的完整實體建築,更是受政府壓迫、社會歧視的弱勢人權象徵。 劉可強指出,行政院於2004年委託他研究保留樂生的可能性,而他提出只要多花一年工期與新台幣十億元預算,就能在不影響捷運通車前提下,保留樂生,但這項方案遭捷運局反對;去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也提出「保留樂生百分之九十」方案,卻仍遭台北縣政府拒絕。 台北縣居民塗太太指出,樂生療養院一旦拆除,癩病患者長期受壓迫的歷史與屈辱也將隨著消失,「這不是拆不拆樂生或蓋不蓋捷運的問題,而是政府有沒有重視歷史、文化與人權的問題」。 包括塗太太在內一些居民表示,當地居民已經忍了幾十年的交通問題,如果捷運工程與樂生保存可以「雙贏」,她與家人願意為了保留樂生,多忍受三年工期。 根據劉可強的說法,樂生療養院與捷運工程並不衝突,但行政院看過文建會的方案,卻仍裁示照原計畫進行捷運工程,也就是說,「要捷運,不要樂生」,是中央、地方政府與民代的共識。 現在,學界與社會團體挺身而出,大聲疾呼捍衛樂生,跡象顯示,在總統陳水扁與行政院長蘇貞昌的接連道歉下,樂生案或許會出現轉機,未來如何創造樂生與捷運「雙贏」局面,將視執政當局的智慧,並希望塗太太的感嘆,「大多數的人只看到利益,看不見文化與人權層面的東西」不會成為樂生案的事實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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