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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乃德:「回首來時路:威權遺產或民主資產」

為什麼對這段歷史的定調工作會這麼困難?當然有很多原因。但是我覺得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,一方面,我們相信這段歷史是形塑自我認同的重要養分。我們在那個時代的遭遇和表現,不論是苦難或是希望,勇氣或是沈默,都成為我們自我認同的重要部分。我們也希望這段歷史對將來的世代有所啟發,讓他們永遠地、堅定地維護我們共同創造的民主社會。可是另一方面,我們也知道,歷史記憶經常是選擇性的、主觀的、解釋性的。不同的族群,甚至不同的政黨和它們的支持者,對歷史、對過去的政治領袖都有不同的見解,甚至有非常對立的評價。所以我們擔心對這段歷史的處理,會造成台灣社會的緊張和分裂。所以我們選擇不去處理和面對。    事實上,處理威權統治的遺產,在法律上、倫理上、特別是政治上,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。很多時候,伸張正義和民族和解,幾乎沒有共存的可能。所以很多新生的民主國家選擇不加以處理,有些則是在社會的壓力下不得不勉強加以處理。我認為,對威權統治的遺產不加以處理,在短期內或許可以避免社會的分裂,或許可以讓新生的民主政體更為鞏固(雖然也因此犧牲了受害者的正義),可是長期而言,對民主文化的培育、對民主政體的健全發展是不利的。這是我今天報告的主題。    我將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這個主題。    在第一部分中,我將簡單討論威權統治的遺產、特別是「轉型正義」的難題。幾乎所有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都共同面對這項難題。和其他的新民主國家相較,台灣由於特定的政治情境和轉型過程,一直沒有對「轉型正義」做比較完整的處理工作。    報告的第二部份則將討論「歷史記憶」和「歷史反省」的問題。這是大多數歐美的學者或新生的民主政府在處理威權遺產的時候,比較忽略的面向。他們會比較消極地關心如何避免威權遺產會對社會造成分裂跟傷害,我個人則認為,將威權統治的遺產轉化成民主的資產,應該是比較積極的做法,也應該是新生民主政府處理歷史記憶的指導原則。可是我也知道,由於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歷史經驗和認同,要讓威權歷史成為民主教育的素材,事實上我們仍需克服不同族群在歷史記憶上的衝突。這並不容易,可是並非不可能。 在此,我對這些工作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,與各位分享,並請大家指教。 1)「轉型正義」的難題    民主轉型之後,民主政府應如何處理過去威權政府對人權的眾多侵犯,對無辜生命的凌虐、甚至屠殺?具體地說,對威權政府中發號施令的人,我們應如何處置?對主動從事或被動服從侵犯人權指令的人,我們應該如何處置?對主動去從事或是被動去服從侵犯人權的人,我們又應該如何去對待?甚至,對於許許多多在威權政體中工作,也因此而得利的政府官員、媒體負責人、學術界領導人,對這些人的態度和處理,經常成為新民主政府的難題。而另一方面,對受害者、對眾多遭受生命、自由和財產損失的人,我們又應如何加以補償?這些問題一般稱為「回溯正義」,或「轉型正義」。    對轉型正義的處理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千五百年的古雅典。我們知道,在雅典的民主政體中曾經出現兩次短暫的獨裁政權,在獨裁政權崩潰後,古雅典人都曾經溫和地處罰了獨裁政權的領導人和附庸者。轉型正義成為當今學術、文化界熱門的題目,主要是因為第三波民主化的刺激。在1980年代之後的這一波民主化中,亞洲、非洲、南美洲和東歐共產國家的許多威權獨裁政體相繼崩潰。由於這一波的民主化是人類歷史上個案最多、規模最大的民主化浪潮,如何處理威權遺產也成為許多國家共有的難題。    為什麼轉型正義會成為一個難題呢?因為,第一,民主政治建立在某些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之上。這些價值和原則是文明社會的共同規範,任何法律、制度不能侵犯這些價值。我們不能說,某些行為雖然違反了這些價值或基本原則,可是在當時的制度和法律下是合法的,所以不必加以處罰。這是一個「惡法亦法」的立場,非常危險的立場。相信在座許多朋友應該都還記得當時我們多麼痛恨「集會遊行法」。第二,新生的民主政府如果不處理獨裁政權所犯的錯誤,它的合法性和支持度經常會受到很大的影響。尤其在那些對人權的侵犯甚為普及、規模甚為龐大的國家中(如南非、阿根廷、瓜地馬拉、東歐等)。第三、一般人民對正義的要求與重視,其實也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,這些要求如果沒有得到滿足,人民對政治、對民主都會採取比較犬儒、嘲諷的態度。這對民主社會並沒有什麼好處。更嚴重的是—稍後我們將會提到—,這種要求如果沒有得到滿足,以前的受害者經常會用相同的方式去迫害過去的加害者,甚至去報復。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地方。    可是另一方面,新生的民主政府經常是非常脆弱的。新民主政府經常無法確知軍隊、情治系統是不是接受它的指揮。這些足以影響政局安定的機構,剛好又是威權統治的重要基石。很多國家發現,要處理威權時期的錯誤,很難不追究到這些機構的領導人,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。除此之外,另一個更大的難題是:在這一波民主化中崩潰的威權體制大多曾經維持三、四十年,很多是二次大戰後成立的威權政體。在漫長的統治過程中,這些威權政體創造了不少的支持者和同情者。要去處理這些過去的遺產,經常會造成社會的緊張和分裂。特別是如果對威權統治的支持和反對,是以族群或種族為分野,如南非,要去處理這個問題就更容易挑起族群的對立與衝突。所以這是非常棘手的問題。    除了在政治上是個棘手的問題外,在道德上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。威權統治不是獨裁者一個人的功業;他需要各個階層、各行各業的人幫助他。如果我們要追究侵犯人權的政治和道德責任,我們的界線何在?我們不可能像捷克哈維爾總統說,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,發號施令的、服從的、支持的、甚至袖手旁觀的,都直接、間接支持了威權統治。這種道德反省無法作為政策的指導原則。但是,如果我們不畫出一個合理的、清楚的責任界線,那麼就會如波蘭一位民主政治思想領袖Adam Michnik所說的,報復懲罰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。因為我們的界線不清楚。首先是昨日的舊政權中敵人,接著是昨日反對陣營中的戰友,然後就是今天為他們辯護的人。懲罰一旦開始,仇恨必然隨之而至。可是界線到底應該劃在哪一個階層、哪一個距離?    Adam Michnik是目前廣受歐美學術界、思想界尊重的一個人物,他以前也是政治犯,後來擔任華勒沙團結工聯的智囊,他在團結工聯中負責編輯地下報紙,以前編地下報紙是非常辛苦的,許多女性同志都要把報紙藏在大衣裡面,到工廠去秘密分發。然而,波蘭的民主化來得太快,馬上就總統選舉,但是沒有一份報紙得到人民的信任,因此團結工聯的地下報紙忽然成為全國最暢銷的報紙。這份報紙的股票後來在歐洲上市,現在這些人每個都有幾百萬美元的身價。可是,Michnik卻放棄價值幾百萬美金的股票,因為他說,如果他手中有股票,那麼他寫社論的時候、當他編輯報紙內容的時候,他會擔心股價的波動影響他的收入,所以他放棄了。我們知道,波蘭不是富有的社會,反對派更窮,在一輩子都很窮的狀況下,突然來了幾百萬美金,他卻放棄了,他的品格得到西方社會很大的尊敬。這位先生幾年前曾經來過台灣,邀請單位覺得他只是一個報紙編輯,所以就沒有讓他與國內學術界及思想界人士分享他的經驗。實在可惜。    除了追究責任的界線不容易劃分之外,和台灣特別有關的一個問題是:服從不義權威的道德責任。台灣的威權遺產和其他國家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在於,在其他地區,雖然政府至終必須對人權的自發性侵犯負起縱容和包庇的責任,可是在很多國家,這些罪行中有相當的比例是低階層軍警人員的自發性作為。特別是南非,做出殘酷罪行的不只是政府的治安人員,甚至反對派ANC都經常殘害自己的同志和同胞。可是在台灣,除了少數幾個特例(如陳文成案和林家血案)外,對人權的侵犯是非常制度化的:由一定的機關依照一定的程序逮捕、審判、執行、監禁。我們現在知道:甚至政治犯在執行死刑後,屍體的相片都必須送到總統府備查。像其他地區那樣,情治系統隨便寄送郵包炸彈給反對者、隨意讓反對者失蹤的情況,在台灣並沒有發生。在台灣對人權的侵犯行為,大多是體制性的,來自於執行上級/體制的指令。這就碰到一個道德問題:服從一個錯誤的指令,道德責任在哪裡?    從許多心理學的實驗中,我們知道:對一般人來說,明知道指令違反道德原則卻加以服從,是非常輕易、非常符合人性的行為。我們也知道,被動的服從和主動的配合,只有一線之隔,這都是人性的脆弱面。對人性的脆弱,我們要追究怎樣的責任?應不應該追究政治、法律、道德責任?在政府控制所有教育機構、媒體、生產事業的東歐共產國家中,制度性迫害的倫理問題顯得尤其迫切。雖然這是一個歷史反省和民主教育的重要面向,可是卻是不容易解決的道德難題。    面對這個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兩難的情境,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處理方式。有些國家透過明文約定(如南非、阿根廷和烏拉圭)或是暗含協議(如波蘭和匈牙利),豁免威權統治者的刑責。很多國家立法剝奪威權時期的高級官員一段期間的公民權和公職權;某些國家則起訴軍隊和情治系統的高層負責人。除了這些措施外,類似南非的「真相和解委員會」是一個常被使用的妥協出路或配套措施,其主要精神是:在加害者完整交代其罪行的條件下,免除其刑責。雖然正義沒有獲得伸張,至少讓歷史真相得以大白、加害者得以懺悔、受害者得以安慰、後代得以記取教訓;同時更重要的,國家社會得以避免分裂。至目前為止,已經有將近二十個國家設立這樣的委員會,試圖在伸張正義和社會團結間,求取平衡。    可是南非「真相和解委員會」的運作過程和結果顯示:大多數時候真相並不能帶來和解。許多加害者在公聽會上的表現,讓人覺得他們並沒有悔悟;而許多受害者不但沒有因真相大白而釋懷,他們的憤怒反而重新被點燃。舉個例子,一位因為支持黑人而太太和女兒被警察用郵包炸彈謀殺的白人說,他說,過去他痛恨的一直是「體制」,可是十二年後,他透過委員會的證言知道是誰殺了他太太和女兒後,他開始痛恨「人」,他說「我想有一天我會殺了他。」更值得注意的是,由於委員會未能伸張正義,許多地區出現了模仿過去白人對待黑人的迫害行為、暴力行為。委員會結束運作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:三分之二的南非人認為,「真相和解委員會」讓南非人更憤怒、族群關係更惡化。真相不一定能帶來和解;但是我們也知道,沒有真相,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。    不論處理的方式是什麼,在許多新民主國家中,「轉型正義」都引起很大的關心和爭論。對侵犯人權者的懲罰法律,更是一個不斷在修改、妥協、反覆的過程。相對而言,台灣顯得比較平靜。 至目前為止,台灣所做的除了建立紀念碑以外,是對受害者的補償,而且並不是很大方、合乎正義原則的補償。我們對死刑和失蹤的補償是台幣六百萬(美金18萬1千元),阿根廷則是美金20萬元,雖然這個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不到我們的三分之一,而且失蹤死亡人數超過我們十倍。至於財產的補償,由於我們在解除戒嚴的同時,訂立了國家安全法禁止對戒嚴時期的判決提出上訴,因而也封閉了歸還被沒收財產的可能性。我們知道,對受害者的補償是不可能正確估計的。我們要用多少錢補償妻子數十年的眼淚和思念?要用多少錢補償子女因此失去高等教育的機會,因此有不同的人生,甚至因此而怨恨父親?可是甚至連歸還被沒收的財產這麼容易估算的補償,我們還是沒有比較積極的作為。許多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前對轉型正義的預防措施,大多是為加害者求取法律的免責權。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台灣這樣,將目標放在阻絕受害者尋求補償。    為什麼台灣和某些國家對轉型正義比較沈默?許多觀察民主轉型的學者都指出,決定一個國家會不會尋求轉型正義的主要因素,並不是法律或道德的考量,而是政治的考量:包括民主轉型的過程、轉型之後的權力平衡等。台灣之所以沒有完整地處理轉型正義,最大的原因應該是:台灣的民主轉型主要是在國民黨的安排下完成,而國民黨在民主轉型之後又繼續執政了十多年。在這種情況下,期待政府真誠地檢討威權統治的歷史、努力追查過去的錯誤、承認自己道德責任是不可能的。    因此前總統李登輝先生1988年就職的時候,呼籲國人遺忘過去「向前看」。兩年之後,李總統才公開說,他兩年前忘掉過去「向前看」的呼籲引起許多朋友對他的指責。因此,他開始認真對待過去的歷史,而有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立、調查報告的出版、以及隨後的補償條例等等。整套對轉型正義的處理方式,都在國民黨執政、並且在立法院佔多數的情況下規劃完成。因此,到目前為止,我們一直沒有處理「歷史正義」的問題:誰應該負起對人權侵犯的政治和道德責任?到底確實有多少人、在什麼情況下受到什麼樣的傷害?這種種問題,我們都沒有認真地加以釐清和回答。因此也讓台灣對轉型正義的處理具備一個大多數國家所沒有的特色:我們有數以萬計的受害者,可是卻沒有任何一個加害者,沒有人需要負責。    不只政府,台灣社會本身對歷史正義的問題似乎也並不是很關心。這可能有幾個原因。第一是,威權統治時期剛好也是台灣經濟發展最快速、政府施政表現最好的時期。而和其他地區的威權統治比較,台灣對人權侵犯的規模也小得多。這使得大多數人對過去的記憶,比較不是政治壓制,而是經濟繁榮。除此之外,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某些研究民主轉型的學者指出的,「壓迫的時刻」的重要作用。如果大規模的政治壓迫距離民主轉型的時間比較久遠,轉型正義的問題就比較好處理。時間的久遠使得人們的記憶較為模糊,而且引起的情感反應和道德憤怒都比較淡薄。台灣在白色恐怖時期(從1949年開始計算)至少有六千五百件對人權的侵犯事件,其中85%是發生在1970年之前(距離民主轉型近二十年)。這個情況和東歐有些類似:在威權統治的末期,政治壓制主要是心理的、而非身體的;壓制的方式主要是對媒體、教育機構、和社團的控制,而非藉由恐怖和暴力。這個因素同樣使得東歐許多新民主國家,對轉型正義的要求比較不那麼強烈。    雖然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處理不是很熱心,可是我們仍然必須處理「歷史正義」的問題。因為,民主體制雖然需要某些社會、經濟條件的支持,可是我認為,民主體制最終仍需要一般公民對民主核心價值的信奉才得以鞏固。歷史正義在這裡扮演重要的角色。 2)民主的資產    歷史正義的對民主教育的重要功能,是許多歐美學者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比較忽略的面向。民主政治似乎是今日世界的主流趨勢,可是並非不可逆轉。近代世界許多國家,不只拉丁美洲,甚至具有高度文化、高度教育水準的西歐,都曾經發生民主政體崩潰回到威權統治的案例。民主政體依賴什麼得以鞏固?政治學者可能會列舉許多條件和因素。可是我認為,最終的決定因素,還是公民維護民主體制的信念和決心。    我們如何培養這樣的民主公民?如何讓公民體認到民主的可貴?如何培養為民主奮鬥的公民。我認為(雖然我沒辦法證明):威權統治對人性和人心的殘害歷史,是最有效的民主教育的素材。讓後來的世代知道:在威權統治下,公民如何地恐懼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、心理如何地被扭曲而互不信任、知識如何被教條取代、心靈如何被禁錮、同胞又是如何凌虐自己的同胞,而更重要的,這一切為何發生?這些種種的真相和反省,才是培養民主公民的最重要教材。要讓民主的價值深植人心,最有效的方式或許不是在教科書中列入民主的原則,而是顯示「不民主」對人性可能造成的傷害。    可是為什麼民主教材最好是「我們自己」的歷史記憶?為什麼不能用別人的歷史記憶?畢竟,二十世紀是人類史上最殘暴的世紀。可以警惕後代的歷史教材,國外的例子更為豐富,而且也更為殘暴、更為震撼。任何人,不需要是猶太人,只要是人,當他站在集中營的煤氣室中、焚化爐之前,任何人都會受到強烈的震撼。為什麼民主教材必須是自己的歷史記憶?其他社會所發生的殘暴,不是也經常能刺激我們反省嗎?而且更能避免社會分裂。    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,我希望避開「認同」的問題。我們知道,歷史記憶是民族認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。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史在近幾年成為知識文化界和教育界的熱門題材。可是由於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並沒有共識,所以,我的討論將不從認同的角度出發。相反的,我認為在現階段,我們如果要讓過去這段歷史記憶發揮民主教育的功效,我們必須避免從某一種特定認同的角度(不論是台灣或中國)、避免用某一種特定族群語言,來處理這段歷史記憶。    為什麼歷史記憶必須是自己的,而不是其他社會的?我的想法是:因為一個政治社區基本上也是一個情感和道德的社區。雖然一個政治社區依靠經濟活動和政治權威來支撐,可是卻同時也透過社區成員之間的情感、以及對它產生的道德責任來凝固,來解決共同的難題。有人可能會自認為是宇宙人,眼中沒有民族、國家之別,他服膺普世的價值,什麼地方有需要他就去什麼地方服務(如史懷哲),什麼地方有不義他就去什麼地方戰鬥(如詩人拜倫)。    可是一般人只對他自己的政治社區有比較強烈的情感和道德聯繫。這個聯繫有些人比較強,有些人比較弱;然而是普遍存在的,雖然很多人並不自知。舉例來說,殷海光先生一直自認為是一個理性的自由個人主義者。在他眼中沒有民族、國家,而只有自由的個人、尊嚴的、理性的個人。他即將過世的時候,徐復觀先生去看他,向他說:如果我們沒有民族觀念、不愛我們的國家,那我們何必這麼辛苦?殷海光沈默不語。    徐復觀的意思是說,民族認同並不是什麼洪水猛獸,不是台灣一些主流媒體說的什麼意識形態;反而是因為有這樣的認同,我們才無恨無悔的為它工作、希望看到它自由民主。民族認同和自由主義並沒有衝突,反而是相輔相成。    可是我要從相反的角度來談:因為我們和政治社區的其他成員的情感聯繫和道德責任,使我們對他們的作為有更大的責任,他們的作為也對我們有更大的影響和震撼。認知我們自己的政治領袖曾經如何剝奪我們的生命和自由,我們的同胞曾經如何凌虐自己的同胞,這些來自自己社區的歷史記憶,和去電影院看電影不同,具有完全不同的效果。抽象的民主原則如果能透過自己社區的歷史記憶,將會更震撼、更具有生命力、更深植人心。    可是我們也知道,歷史記憶經常是主觀的、選擇性的。許多國家不同的族群、甚至不同的階級,對相同的歷史事件和政治領袖,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評價。要讓威權時期的歷史記憶成為民主的資產,我們仍然需要克服不同族群在歷史記憶上的衝突。這並不容易,可是並不是不可能。    一個最重要的指導原則當然是,不用特定族群的語言來論述這段歷史。同時,我們可以強調不同族群在威權統治下的共同面,降低它的歧異面。雖然在228以及接續的白色恐怖中,族群因素多少有些作用,可是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政治權力的濫用。威權統治對人民的傷害基本上是「族群盲目」的,沒有族群的差別。我們知道,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者中大約有40%是外省人,這遠遠超過外省人在人口中的比例。如果不計228事件,那麼外省人因威權統治所受的苦,並不比本省人為輕。而且,在威權統治的過程中,兩個族群的人也曾經合作挑戰不民主的體制。這是自由中國組黨運動的歷史回憶中,最重要的啟示之一。    「為什麼它會發生?誰應該負責?」這是我們將歷史正義轉化為民主資產的時候,永遠無法迴避的問題。因為台灣對人權的侵犯是高度制度化的(政治學上稱為「行政暴行」),要追究最終的政治和道德責任並不困難。可是由於族群和政黨的分野,我們一直迴避這個問題。因為我們迴避這個問題,所以民間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也顯得曖昧和分裂。台灣的「民主先生」自稱是蔣經國學校的學生;我對蔣經國在民主改革中的地位的重新檢討,也引起非常極端的反應,而這些眾多的反應也主要(非全然)是以族群背景和政黨為分界。    對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的追究,瓜地馬拉的作法或許可以提供參考。瓜地馬拉在民主轉型之後,成立「歷史釐清委員會」,不到五年的時間內造訪了兩千多個社區、訪問兩萬多人、收集七千多個證言、閱讀所有的官方的紀錄,並且於1999年出版總結報告書《對沈默的記憶》(Memoria del Silencio)。南非「真相和解委員會」的報告可能最有名,可是瓜地馬拉的報告卻最有啟發性。它有幾個其他國家同類報告所沒有的特點值得我們參考。    除了詳細記載政府侵犯人權的罪行之外,第一,它提出一個整合、一致的歷史的結構性解釋。在解釋「它為什麼發生」的時候,報告書論述了極度不平均的財富分配如何導致社會的兩極化、反對派的訴諸武力、甚至冷戰時期美國和古巴勢力介入的影響等。可是,第二,它也不迴避政治和道德責任的追究。例如,雖然它指出反對派的激進化是造成恐怖統治的重要原因之一,可是同時也指出:反對派的武力其實微小到政府無需使用如此殘酷的鎮壓方式、甚至無辜的小孩和婦女都不能倖免於屠殺。因此,威權政府不能免除這項道德責任。第三,報告書談到加害者(尤其是最高統治者)的時候,都不指名道姓,一律以「執政當局」(State)來稱呼。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族繁不及備載,前後有太多獨裁者,另一方面也有避免社會分裂的企圖。所以基本上,這是一個平衡的、中肯的、以反省和教育為目標的報告。所以報告中呼籲,政府當局提供經費印刷和翻譯,讓這份報告普遍流傳:「我們將這份報告交到每一位瓜地馬拉人的手中,每一位男人和女人,昨日的和今日的。藉以期待未來的世代可以知曉,他們的人民曾經承擔過的苦難和悲劇。希望這份報告所提供的教訓,能幫助我們考慮、聆聽、並理解別人,幫助我們創造性地在和平中生活。」    將近二十年了,我們台灣還沒有出現類似這樣可以總結威權遺產,將它轉化成民主資產的報告書。我們仍然深受不同族群在歷史記憶上的衝突所困擾。期待不久之後,台灣也會出現得以讓不同族群、或不同認同的公民,都可以同時接受的威權歷史記憶,做為台灣民主的滋養。 資料來源:憲改部落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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