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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型正義還是轉型不義?

從這兩段談話,足見總統以多麼狹窄的眼光來看待嚴肅的族群、認同問題。就以他最熟識的FAPA(台灣人公共事務會)為例,自創立以來,FAPA成員大都已取得美國籍,但是他們多年來向美國國會遊說的主要目標,卻是以中華民國(或是台灣)的利益為主。 FAPA成員作為美國人,卻不妨礙他們對台灣的認同,這稱為「多重認同」。政治學者林茲(Juan J. Linz)在研究民主轉型卻遇到族群矛盾的國家時指出,很多民眾是可以接受多重認同的,就像一九九○年代之前的南斯拉夫,但在政治人物的挑撥下,南斯拉夫後來種族屠殺的慘劇,已被國際社會視為不能忘記的教訓。 談到台灣當前「多重認同」現況,即使被陳總統視為前轉型正義人物的李登輝都寬容得多。李登輝曾在演說時舉美國為例,十八世紀時,有的美國人會說自己是德國人,有人說自己是英國人,但到了二十世紀,他們的後代都認定自己是美國人。一言以蔽之,認同問題是急不來的,在短時間內,要求只能有一種認同,不但帶來仇恨,也是極度危險的事,更不利民主鞏固的。 不但在談到族群、認同問題時比不上李登輝,談到「轉型正義」又何嘗不是如此。更離譜的是,陳總統竟將國務費爭議視為轉型期後遺症。他一方面說其中有許多陋規,但卻又說不能有雙重標準;既已知是陋規,為何執政六年還沒改;尤有甚者,即使被他批為「過去就可以」的李登輝,在使用國務費時,何嘗與自己的太太曾文惠牽扯不清,還要拿曾文惠友人的發票來報帳?陳總統一句「雙重標準」未免太寬待自己了吧! 處理轉型正義確實是每一個民主轉型國家的難題,就像杭亭頓曾悲觀的說,「正義不是早來,就是永遠不來。」如波蘭等國家,台灣民主化過程,其實是在朝野政黨菁英合作下,由國民黨過渡到民進黨,而為了達到和平的轉型,從李登輝開始,就和既有的勢力有一定的妥協、交換。陳總統上台後也是如此。亦即,台灣過去某個程度是以犧牲真相來換取穩定,也讓台灣處理轉型正義,無法如東德等國家,採取一刀切的態度。 曾「共謀」或合作,不代表就永遠不能處理轉型正義。令人遺憾的是,陳總統或執政黨,總是在選舉時才大談此議題。如同二○○四年總統大選前的美麗島文件展,如此重大事件只以研考會這樣的層級來處理。最後展出的結果是,凸顯了辯護律師的英雄事蹟,但美麗島受難人施明德、呂秀蓮卻覺得自己受到二度傷害。 以操作選舉的方式處理轉型正義,這樣的操作模式,真的能讓民眾學到「Never Again」的智慧嗎? 國民黨在戒嚴統治時期造成的傷害,確實是許多人心中的痛。淺綠學者在七一五發表聲明籲扁下台後,之所以未再有進一步行動,這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。但是,陳總統竟然有意無意之間,利用這樣的痛苦,將自己的廉潔問題歸疚於轉型正義問題,這不但是離題,也未免太自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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